This article wa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and published on WeChat through a collaboration with Chinese for Affirmative Action
作者：虞圣晓
几周前，我读了郑少雄（Shaoxiong ”Dennis” Zheng）的母亲写的公开信。郑少雄，29岁，最近在芝加哥大学完成了他的硕士学位，于2021年11月9日在一次持枪抢劫中被枪杀。在信中，少雄的母亲写道：“儿子灿烂俏皮的笑容至今还萦绕在我的眼前，恍惚听到儿子呼唤妈妈的声音，……“儿子啊，你让我们共同一起期待的未来在哪里啊?”读着这封信，我备受煎熬，心碎不已。
2021年11月9日，下午2点前，郑少雄在芝加哥海德公园（Hyde Park）的埃利斯和54号广场附近的人行道上行走。在我的脑海中，我仿佛可以看到那条街两旁的褐石色公寓——我是芝加哥大学的校友，在海德公园住了大约6年。我可以想象少雄穿着厚厚的秋衣，呼吸着厚重寒冷的秋风，为即将到来的冬天做准备。
但他没能经历这个冬天——相反，郑少雄会从他的眼角瞥到一辆车停了下来，有人会从车上下来，向他索要财物，然后对着他的胸口开枪。事故发生后，郑少雄被送往芝加哥大学的医疗中心，然而不久之后，医生就宣布了他的死亡时间。
芝加哥海德公园的54号广场. 图源: The Chicago Maroon.
我想象着电话会在太平洋彼岸响起。我想象着郑少雄的妈妈在凌晨时分被惊醒，感到迷茫。我想象着她收到的消息将使她的整个世界崩溃。她的痛苦和悲伤一定令人窒息，也深如海洋。
郑少雄的家庭和整个社区正经历着令人震惊的心碎和难以想象的创伤。治愈的道路将是漫长而艰难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将无法获得承认他们的痛苦和以他们的治愈为中心的空间。在更广泛的华人社区中，我们中的许多人也在经历着替代性的创伤，感受着集体的痛苦。我们中的许多人将无法获得承认我们的痛苦并以我们的治愈为中心的空间。
悲剧发生后的应对措施
自悲剧发生以来，一些活动和政策倡议已经出现——
11月11日，芝加哥大学举行网络研讨会，承诺安装更多的警察摄像头，并暂时性增加芝加哥大学警察（UCPD）和芝加哥警察（CPD）在海德公园的巡逻警力。
11月12日，芝加哥警察局局长宣布，犯罪嫌疑人奥尔顿·斯潘（Alton Spann），一名18岁的非裔男子，已经被逮捕并被指控一级谋杀、持枪抢劫和两项非法使用武器的罪名。
11月15日，300多名主要来自医学院和商学院的教师在联名写信要求校长和教务长将反暴力作为“首要任务”。在许多个要求中中，他们重点要求扩大UCPD的巡逻边界，增加海德公园的监控，在海德公园的每个路口都安排一名保安，他们还要求逮捕和判处“每个罪犯”。信中说，“芝加哥大学的声誉”受到威胁。在可以称之为傲慢和鲁莽的一节中，信的作者暗示大学附属机构的生命比其他人的生命更重要，敦促“大学领导人......促进可量化的长期计划，以减轻犯罪活动，特别是那些针对大学学生、工作人员和教职员工的犯罪活动。”
11月16日，300多名学生、校友、教师和社区成员参加了在校园内举行的集会，口号是“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学习，而不是为了死亡”。这次集会旨在表达社区的悲痛和恐惧。集会组织者要求大学提供更多的交通选择，实时安全警报，并为所有大学成员提供人寿保险。组织者没有正式支持上述教师信中的要求，尽管一些与会者举着牌子，表示支持增加警力和监控。集会上有几位发言者对治安问题持有不同的看法。计算机科学专业的研究生Jasmine Lu告诉WBEZ，在集会结束后，一些组织者对一些人利用这次活动“让亚裔与社区中的非裔成员对立”感到失望。
11月16日，300多人参加了在芝加哥大学校园内举行的集会。 图源: The Chicago Maroon.
11月17日，芝加哥大学警察和芝加哥警察领导人宣布了一系列新的战略，包括建立一个新的24小时待命的行动中心，安装更多的安全摄像头，双方的协调合作，以及永久增加芝加哥警察在海德公园的警力部署。
总的来说，芝加哥大学的仇视非裔的情绪有所上升，特别是在社交媒体，推特和微博上的许多用户发布了令人发指的仇视非裔言论。
最近，我采访了亚裔促进正义组织（AAJC）的错误及虚假信息政策分析员 Jenny Liu，她一直在监测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看到了很多负面的刻板印象和仇视非裔言论。“说实话，我没有看到多少让我感到希望的东西，”Liu说，“我认为这部分是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受众很容易出于愤怒和恐惧而迅速做出反应。”
在社交媒体平台和现场活动中，围绕着大学和城市在这种悲剧发生后应该如何应对，已经构建了大量的叙述。然而，这种叙述很少关注真正的正义和治愈——叙述中很少谈及治愈少雄的家庭和社区的痛苦、奥尔顿的家庭和社区的痛苦、芝加哥南区社区和芝加哥大学社区的痛苦、以及我们所有人受系统性压迫和暴力影响的集体痛苦。大部分的叙述都集中在增加对治安、监视和监狱系统的投资和依赖。
但如果想理解这些为什么是无效的，我们必须在更广泛的背景下看待这场悲剧。
悲剧的背景分析
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把悲剧的地理环境联系起来——在芝加哥大学和芝加哥南区社区之间有一段长期的压迫性历史。
作为一个种族隔离严重的城市，芝加哥的地理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种族限制性住房契约和红线（Redlining）所决定的。在20世纪上半叶，来自美国南方的移民迁移，芝加哥的黑人人口大量增加。然而，由于种族限制性住房契约，黑人居民被限制在芝加哥南区一个被称为 “黑带（Black Belt）”的地区，这些契约是白人房主集体签署的法律合同，同意不向黑人家庭出售或出租他们的房屋。黑人家庭被系统性地排除在芝加哥许多地区的房屋购买之外，导致“黑带”的过度拥挤和不安全的住房条件，包括致命的火灾和鼠患。
芝加哥大学在支持种族限制性住房契约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它以“社区利益项目”的名义间接资助了这些契约。
虽然住房契约是一个社区的白人家庭之间的本地协议，以保持他们的社区是“白色”的，但这些做法依然得到了联邦政府的帮助。1934年，美国国会成立了联邦住房管理局（FHA）。住房管理局提供抵押贷款保险，以减少首付和抵押贷款利息，使更多的家庭——特别是白人家庭——购房成为现实。住房管理局使用地图对社区的适宜性进行评级：A级表示该社区没有任何 “外国人” 或 “黑人”。被评为D级的社区将在地图上被涂成红色，或被划为红线——这表示有黑人居民住在那里，因此该社区没有资格获得联邦住房管理局支持的抵押贷款保险。抵押贷款行业也采用这些地图，并利用它们来拒绝非裔居民获得抵押贷款。
1939年由房主贷款公司绘制的 “住宅安全地图” 显示了南区和西区以黑人为主的 “红线” 社区。
图源: The Atlantic.
由于这些排斥制度，大多数非裔家庭被切断了拥有房屋的权利——这是许多白人家庭在整个20世纪建立指数级代际财富的途径。
1948年，最高法院的谢利诉克雷默案（Shelley v. Kraemer）结束了住房契约的做法。尽管划定红线和其他形式的歧视继续存在，但越来越多的黑人家庭获得了海德公园、肯伍德（Kentwood）和伍德隆（Woodlawn）的住房，这些社区包含芝加哥大学并与之接壤。
然而，大学官员希望保持这些社区的白色。1959年的《联邦住房法》（Federal Housing Act）赋予私立大学征用权，并向其所在城市提供巨大的财政激励，以夺取校园附近的土地，并称是为了“教育目的”“恢复”它们。利用这些权力，芝加哥大学在海德公园、肯伍德和伍德隆开展了 “城市重建” 项目——拆除了数百座建筑，破坏了黑人文化中心，并使成千上万的黑人家庭流离失所。这加固了大学和周围社区之间长期压迫历史的另一个痛苦的篇章。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大学继续努力侵占社区土地，使众多家庭流离失所，同时将社区视为无物。今天，这一行为的遗产仍在继续。在疫情期间，大学在几十年前 “城市重建” 期间获得的土地上完成了伍德隆住宅区的建设。随着奥巴马总统图书馆的建设，社区成员一直在努力组织和倡导大学支持并让奥巴马基金会签署社区利益协议，以保证就业和保持住房的可负担性。这些努力反映了大学和周围社区之间深厚的压迫、痛苦和不信任的历史。
在我与Jenney Liu的谈话中，她反思了第一代中国移民的经历。“许多第一代中国移民在中国生活了很长时间，那里几乎人人都是中国人，Liu对比了中国的相对种族同质性和美国的整体种族异质性。Liu继续说：“许多移民在到达美国时被媒体中的陈规定型观念所淹没，而且大多数主要资料没有很好地教授吉姆·克劳（Jim Crow）时代这样的事情。因此，我们的许多长期工作需要包括讲授针对非裔社区、亚裔社区和其他许多社区的历史错误。”Liu认为，通过教育，我们将能够改变亚裔思考和谈论种族的方式。
进入芝加哥大学上大学的第一年，作为一个18岁年轻人的我对这段历史一无所知。我曾在一个以白人为主的芝加哥郊区上过高中，芝加哥南区的人口构成对我来说很陌生。我花了很多年才慢慢了解这个地方的历史——这段历史包含了大学在美国结构性种族主义的大背景下所犯下的伤害——所以我现在可以把这场悲剧的地理环境联系起来。
除了地理因素外，我们还必须把美国历史上的警务、监视和监狱系统放在背景中，了解它们在美国的创建、发展和功能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治安有很大的不同。
我在中国大陆生活到童年中期，这意味着我第一次了解到“好”和“坏”的道德观念是在中国。我了解到警察——或者说我被教导说“警察叔叔”是通过抓“坏人”来保护我们。我还被告知，如果我在公共场合与成年人走散了，我可以在会帮助我的“警察叔叔”那里找到安全的庇护。
当我的家人搬到芝加哥一个以白人为主的郊区时，我继续收到这样的信息：警察会保护我们的社区，保证我们的安全。我记得电视上经常播放《警察》（Cops）节目，其开场主题曲嘲弄“坏孩子”，并设置了警察是好人、“罪犯”是坏人的二元对立概念——这是在中国和美国白人中普遍存在的信息。
直到多年以后，我才了解到，在美国长大的黑人儿童得到的关于警察的观念，听起来非常不同——黑人儿童通常必须了解，警察不会给他们带来安全；事实上，他们经常被告知，碰到警察是非常危险的。他们的父母最担心的是他们的孩子能否在与警察的交锋中幸存下来。
这种巨大的观念差异与警务、监控和监狱系统的创建历史有关。在美国，警察的建立是为了保护财富和财产，最终是为了维护现有的社会和经济等级制度。由于被奴役的黑人被视为财产，第一支正式的巡逻队于1704年在卡罗莱纳州创建，充当奴隶巡逻队。在19世纪60年代的内战期间，南方的军队为保护南方的经济秩序（包括动产奴隶制）而战，他们充当了法律的主要执行者。在重建时期，许多地方的警长部门是由前奴隶巡逻队的遗产创建的，他们负责控制和监视黑人，以维护种族隔离并确保黑人的权利被剥夺。这演变为在吉姆·克劳时代执行黑人法规，该时代大约从1870至1950年持续，许多政策为根深蒂固的伤害和压迫美国黑人奠定了制度基础。
在这一切之前，1865年，在内战结束时，美国国会通过了《宪法第十三修正案》。第十三修正案通常被简单地描述为“结束奴隶制”的修正案——这段历史在学校里通常是这样讲的。然而，该修正案的文本实际上是这样规定的：在美国境内或任何受其管辖的地方，不得存在奴隶制或非自愿劳役，除非是作为对当事人被正式定罪的罪行的惩罚。换句话说，该修正案结束了除监狱以外的奴隶制。
第十三条修正案为吉姆·克劳之后至今的警察和监狱工业综合体的爆炸性发展奠定了基础。在1960年代，美国黑人获得了更多的公民身份和公民权利，从根本上挑战了白人至上的社会秩序。这导致了一系列被称为“向犯罪宣战”和“向毒品宣战”的政府策略的落实，目的是通过监禁黑人来保护白人至上主义，实质上是将黑人改造成被奴役的人。自1965年以来，美国的警察经历了一个军事化的过程，美国的监狱人口爆炸性增长，以极其不相称的比例针对和监禁美国黑人。
美国的监狱人口在民权时代后呈爆炸性增长。
美国黑人被监禁的可能性是美国白人的六倍。
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的监禁率简直是超乎寻常。
北约创始国每10万人的监禁率显示，美国的数据简直是超乎想象。
即使我们把芝加哥所在的伊利诺伊州单列出来，很明显，它的监禁率仍然离谱。
美国总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4%，监狱人口却占世界监狱人口的22%。
时至今日，我经常听到生活在中国的人们问：“为什么美国有这么多暴力？尤其是在芝加哥？” 这些问题的答案很复杂。但是，如果上述图表和数字告诉我们一些讯息，那应该是至少在美国，警务、监视和监狱并不能使我们的社区更加安全——它们并没有减少暴力。
我花了多年时间学习，才明白美国的警务工作与我在童年时学到的“警察叔叔”之间的区别。美国的警务、监视和监狱系统的建立和演变，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控制和压迫黑人社区。它们也是为了对移民社区实施暴力和伤害。这是因为这些系统的存在是为了保护现有的社会秩序：白人至上主义——这些制度不是为我们而设的。这一历史背景有助于我们理解：我们永远无法通过增加警务和监控来找到安全。
提出有关安全和正义的大问题
随着我们对地理和历史背景的深入了解，现在是我们提出有关安全和正义的大问题的时候了。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得到安全。许多人呼吁增加海德公园的警力和监控，是因为他们想要安全。然而，我们必须明白，警务、监视和监狱系统并不能创造安全。
郑少雄失去生命并不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警察来响应报警电话——当警察出现时，悲剧已经发生——事实上，绝大多数警察的响应都发生在伤害已经发生之后。2020年《纽约时报》的一项研究利用10个城市的数据得出结论，警察部门只花了4%的时间处理暴力犯罪。
在主流媒体的叙事中，像芝加哥南部和西部这样的地方往往被描绘成暴力和危险的地方；而像安静的郊区的绿树成荫的社区往往被描绘成和平和安全。有趣的是，与郊区相比，芝加哥南部和西部这样的地方有更多的警力。我们认为安全的地方并没有最多的警察和监控，他们有最多的资源：资金充足的学校和图书馆，维护良好的道路和公园，便利的杂货店和食品储藏室，以及更多。而我们认为危险的地方是“有组织的被遗弃的”地方，这个术语是由地理学家和监狱学者露丝·威尔逊·吉尔莫（Ruth Wlson Gilmore）创造的。吉尔莫解释说，国家和资本都在结构上抛弃了某些社区，不向它们提供社区资源和投资，并在结构上抛弃了某些人，只把他们看作只适合做服务业工人的下层人。
平均而言，资源和投资较少的社区的贫困率为29%，是全国平均水平13%的两倍以上。这些社区的居民也主要是有色人种，占52%，与有色人种在美国所有居民的27%占比相较。在芝加哥，凶杀案发生率较高的社区，因其他原因造成的过早死亡率也较高，包括慢性病、艾滋病、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等等，表明暴力发生率与获得社区健康和资源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芝加哥市中心的居民，一个拥有高资源和投资的地区，和西加菲尔德（West Garfield）的居民，一个离市中心仅7英里的低资源和投资的社区，他们的整体预期寿命差异是惊人的16年。这种结构性遗弃是几十年来对人们实施的国家暴力，它是我们看到的人际暴力的根本原因之一。
警察是国家政策的行动者，更多的警察只会增加国家暴力，产生更多的人际暴力。
在暴力和伤害发生后，幸存者及其家庭希望的主要事情之一是这种暴力和伤害不再发生。他们说：“我不希望其他人也要经历我所经历的事情”。为了防止暴力和伤害再次发生，我们必须解决暴力和伤害的根本原因。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警务、监视和监狱系统都无法做到这一点。
警务、监视和监狱系统不仅不能创造安全，而且也不能给我们带来正义。
在我们的集体想象中，正义可能看起来像逮捕害人者，经过审判，获得定罪，并将此人判处监禁。这是因为我们将惩罚等同于正义。我们的社会是以惩罚性的司法模式运作的，这意味着司法的目的是通过惩罚犯罪者来实现。从小，我们就被教导要把惩罚等同于正义。如果儿童A在操场上打了孩子B，大人把儿童A关进“暂停区”是完全可以接受的，甚至是鼓励的。儿童A要坐在一个角落里，远离社会。这样做的理由是，儿童A通过打人的行为造成了伤害，并违反了操场社区的协议。然而，在“暂停区”中，儿童A通常没有得到社区的支持。儿童A通常没有机会与儿童B进行促进性对话，以讨论所发生的事情，从儿童B那里听到打人的伤害，真正接受自己的行为，真诚地向儿童B道歉，通过一个被支持的过程来理解导致打人的情绪和动机，并被教导如何管理这些情绪，以便他们不会造成社区伤害。
随着孩子们长大，这种惩罚性逻辑以留校观察和停课的形式被应用，并最终以监狱的形式出现。
就像“暂停区”一样，监狱并不是支持、治愈和正义的场所。在监狱里，服刑者不会了解受害者的痛苦和折磨。服刑者不会被要求以受害者的需要为中心。服刑者不需要为他们的行为负责。此外，服刑者往往受到更多的暴力和伤害。服刑者的人性没有被看到和肯定。服刑者没有转变的可能。
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得到安全和正义。我所说的“我们所有人”，也包括服刑人员。正如露丝·威尔逊·吉尔莫所说，“在生命宝贵的地方，生命是宝贵的。”
警务、监视和监狱系统将永远不会为我们提供我们所有人真正应得的安全和正义。
向变革性司法迈进
我在前文阐述的地理和历史背景是为了帮助我们理解，暴力不会在真空中发生。芝加哥南区是有组织遗弃的场所之一，这种背景下的人际暴力深深扎根于国家暴力之中。
“我们不要孤立地思考暴力事件，这一点真的很重要，”Jenney Liu说。她接着提到，当我们能够退后一步，把这些事件看成是相互关联的，我们就可以开始看到根本原因。Liu说，建立一个更强大的社会安全网，并投资于基于社区的举措，将更有助于接近暴力的根源。
我们对惩罚性司法的批判性审查也是对我们走向变革性司法的一种邀请。变革性司法认识到不同种类的暴力之间的联系，并寻求改变最初造成暴力的基本条件，以便在未来能够防止暴力。变革性司法既是对眼前需求的回应，包括以受害者的需求和治愈为中心，也是一个政治框架，帮助我们走向一个更加自由的安全和正义的空间。
作家和社区组织者米娅·明格斯（Mia Mingus）告诉我们，减少暴力不能通过把“坏人”关进监狱来实现，因为“暴力是我们当前社会的一个必要规范，并且正在被积极鼓励中”。因此，为了真正减少暴力，明格斯邀请我们发问——
我们可以创造什么样的社区基础设施来支持更多的安全性、透明性、可持续性、关怀和联系（例如，处于危险中的人可以使用的社区安全屋网络，大量擅长领导干预暴力的社区成员）？
我们需要哪些技能来预防、应对、治愈有害的、暴力的和虐待的行为，并对其负责？
幸存者需要什么？ 施害者需要什么？
为什么幸存者和施害者在我们的社区中的选择如此之少？
我们彼此之间有哪些有害的方式，有助于为暴力和虐待埋下伏笔，我们如何才能改变这种情况呢？
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得到安全和正义，而目前国家的警务、监视和监狱系统都不能给我们安全和正义。能给我们安全和正义的是积极培养各种制度和关系，这些制度和关系将以我们所有人的治愈、问责和社区为中心——包括那些在芝加哥南区和其他地方被结构性抛弃的人，包括在痛苦中煎熬的少雄的家人和朋友，包括在痛苦中煎熬的奥尔顿的家人和朋友，包括生活在恐惧中的海德公园的社区成员和芝加哥大学的学生，包括那些名字从未出现在报纸上的受伤害的人，包括我们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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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8名亚裔青年在费城的火车上遭到袭击。亚裔美国人社区领导人起草并散发了一份请愿书，以帮助那些受到伤害的人，并共同解决暴力的根本原因。如果希望提供支持，请阅读请愿书并加入联名请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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