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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要重新审视性别的二元化/性别多元化?


Written by / 作者:Mavis Tang and Julia Kim

Translated by /译者: Winnifred Jing


敏感信息预警:提及种族歧视和恐同现象



A group of Asian/Pacific people holding up a giant flag that says "Asian/Pacific Queer N Proud". The Flag has an upside down Pink Triangle with a dot, fashioned to be an exclamation mark. The crowd is excited and the photo captures their energetic vibe
A group of Asian/Pacific people holding up a giant flag that says "Asian/Pacific Queer N Proud". Photo: densho.org

以下是两位心声计划成员对二元性别的历史及关于性别和性取向的个人经历的一些思考。我们希望能以此唤起对二元性别对今天亚裔社区的影响的反思。


什么是“二元性别”


二元性别指将人的性别限制为仅有“男”、“女”两个对立的选项的制度。这种制度是压迫性的,但因为西方的二元性别制度植根于白人至上和殖民主义,它对非白人的压迫尤为严重而且性质有所不同。



西方二元性别制度的历史


许多亚裔和亚裔美国人喜欢宣传性少数是西方的,白人的概念,但其实性别和性取向的多元性和流动性,即社会对不同性别和性取向认同的尊重,其实在亚洲各文化的历史上并不鲜见。许多亚洲的文化都能接纳性少数、跨性别和非二元性别者,并将其视为社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前现代东南亚的一些本土宗教认为每个人都同时有男性和女性的部分。他们心目中的神也不被视为一个单独的,男性的神,而认为整个宇宙充斥着象征各种对立的神明,比如天与地、日与夜、山与海、生与死、男与女等等。是这些对立但又平衡的力量维持着整个宇宙。


有些神甚至同时化为男性和女性,例如印度教的湿婆神和佛教的慈悲菩萨,观音,都被描述为超越男女二元,化成适宜的形态去帮助有困难的人们:有时是女性、男性、或雌雄同体。



A highpriest of bissu gender from South Sulawesi, Indonesia, dressed in ceremonial garments
A bissu in a village in South Sulawesi, Indonesia, in 2013. Photo: Feije Riemersma

在这些社会里同时具有男性和女性特征的人们常常有某种宗教权威。比如在印尼的Bugis社区,直到今天,这些“既是男性又是女性”的人被称为“bissu”,有通灵、祈福和保管宗教文献的责任。这些人一般出生时指定性别是男性但会用男性和女性的服装、首饰和化妆。


韩国萨满教同样将性别流动的身份视为受权的存在,萨满“始终是女性,但不是必须是女性”。 萨满,也被称为巫堂,主要是女性; 然而,男性萨满,称为博数, 可以参与执行神圣的仪式,同时也可能以女性在宗教传统之外生活。


A group of "kinnar" posing for the camera in the middle of a dilapitated train track
A group of "kinnar". Photo: Sara Hylto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西方二元性别在其它地区的传播是伴随着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对原住民的强迫文化同化的。对原住民传统文化仪式的禁止和对顺性别异性恋性别规范的强加是一种控制、压迫和分化原住民的方式。比如在印度,英殖民当局颁布了《1871年罪犯部落法案》,作为将二元性别强加于当地居民的工具。该法案尤其着重打击所谓“阉人”,这是殖民者对不符合英国人认为的男性性别规范的人的蔑称。这一法案边缘化了曾包括间性别、无性别、非二元性别和跨性别者在内,在之前莫卧儿帝国时代曾有重要宗教、政治权力的 "kinnar" 社群。


在今天的美国二元性别仍然是一个压迫少数族裔的工具,比如通过强加于少数族裔的基于性别的刻板印象来作为对少数族裔施加暴力的借口。在2021年3月16 日,一名白人男子在亚特兰大按摩中心枪击案中谋杀了 8 人,其中有6人是亚裔女性。警方为这名男子的说辞辩护,称杀人“没有种族动机”,而这是枪手“清除[他的性]诱惑”的方法。枪手的“诱惑”其实根源在于亚裔女性受到的性化、过度雌性化和恋物化,这是西方帝国主义和在亚洲执行的殖民主义的残暴后果。 亚特兰大枪击案和在疫情期间上升的亚裔仇恨事件——其中将近70%是针对亚裔女性——只是最近的例子。 受厌女症影响的有色人种常常生活在重叠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造成的压迫之中,被迫圈进剥削性的刻板印象,因为他们本质上不符合白人的二元性别。


我们的一些思考


Julia: 对我而言,“女性”的定义是自我认同为女性并且以女性的身份生活。但对于非白人女性而言“女性”这个概念是与植根于白人至上的二元性别理念矛盾的。我一直厌恶社会强加于亚裔女性的性别规范因为我觉得它是在强迫我去遵守种族主义的刻板印象。亚裔女性的过度性化和恋物化是一种种族化和性别化的刻板印象,它强迫我们遵守严格和压迫性的性别表达形式,也其实让我们流离了女性的身份。


我觉得我被要求遵守的性别规范其实包含了“白人性”这一组成部分。这里“白人性”是一种来自白人至上主义的社会建构,是白人身份的核心,并通过社会压力、媒体和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得以再生产。在这一点上二元性别也类似,而且它也是通过将基于白人身份的性别规范强加于非白人的方式来限制和压迫我们。即使我的性别表达是“男性化”或“女性化”的,作为亚裔我永远不能获得那种性别的白人的地位或权力。我在白人为主的社区长大的过程中我从来没有从身边的白人女性中获得作为女性的那种安全感和认同感,因为我觉得虽然我理论上说是个“女孩”,因为我不同的外貌和文化背景我这个“亚裔女孩”并没有得到与白人女孩平等的对待。


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从来就是非二元性别的。一方面,我认同为非二元性别是因为我有性别不安,一直对女性的性别角色感到不适。另一方面,我对二元性别的经历让我意识到我不能将自己放进这种种族主义的二元体系中,因为它永远不会真正容纳身为非白人的我。非二元性别是一种身份,而在这种身份中,我能够充分感受到自己作为亚裔和酷儿的每个方面。 从她/她的代词逐渐转换为TA代词的过程也使我更加确定我的想法,我的性别表达是没有限制的,代词是你在自己的空间里感觉最舒服的事。 我的身份的这些部分传达的不仅仅是我的性别,还有我如何表达自己和如何在我的复杂性中探索世界。


用一个基于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体系来定义自己常常意味着对自己文化和身份认同的迷惑。在认清性别二元植根于西方帝国主义之后,我感到我能够超越它的限制,接纳我作为亚裔和非二元性别的完整的自己。我仍然在努力地尝试将自己非二元性别的认同和作为女儿和姐妹的身份建立联系,但在对自己性别认同的探索中我渐渐学会了不要给自己的人生强加标签,学会了接受我关心的人和社区的身份的开放性和流动性。



Mavis: 虽然传统亚洲文化对性别流动性的接受程度较高,但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改变了亚洲国家对不同性的容忍度。从我很小的时候,我一直都被当成一个中性的假小子,或者是被用其它什么表示“不合格的女性”的词语来形容。我从家长亲戚那里得到的评论总是我多么的没有女子气,因为我不喜欢穿裙子或者玩“女孩的”玩具。那时候我没有为自己的性别认同和感受发声所需的词汇,所以我试图为自己的性别表达找各种理由,并想尽办法寻找能用来解释我的性别表达的榜样。


在对性别角色有更多了解之后我尝试了TA代词,感受到了自己身份中之前没有意识到的非二元性别这一部分。另一方面,对于我而言性别也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感受,它也包括了它与我自己其它的身份的交叉。对于我家的长辈而言我一直都会是个女儿,这也是一个塑造了我自己和我待人接物方式的一个认同。虽然我不喜欢那些别人强加于我的基于刻板印象的作为女儿的预期,我仍然为我自己作为一个华裔女儿的角色感到骄傲。我觉得它是一个超越了性别角色的限制的身份,因为它从根本上说是描述了我与其它人的一种关系。对于我来说“女儿”这个词虽然简单,却有复杂深刻的意义。


我觉得我们是先有感受才有描述这些感受的词语,而且无论什么词语都不能完全地表达我们的感受。二元性别一方面是对我们复杂感受的过分简化,另一方面也是局限了我们自己。通过对不同代词的尝试,以及最终走出二元性别,我们可以更准确地描述我们自己的身份,也可以避免对自己身份强加不必要的约束。


我觉得我一直都会性别感到某种不安,因为我觉得在我的有生之年性别角色会一直存在。这不是我作为一个个人能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我觉得我可以利用这种不安来更批判性地认识世界和我自己的人生。我愿意勇敢地遵从内心,还是选择为了别人的舒适活着?这一选择对我们社区意味着什么?这种思考的意义也不仅仅限于二元性别这一议题,它更多地是关于我们应当如何生活,如何面对逆境,坚持斗争。


总结:

二元性别论这一死板的体系强迫我们这些非白人遵从一种与我们不符的性别表达。我们需要认清二元性别与白人至上和殖民主义的联系,看到基于二元性别的强制同化是在扭曲我们的身份来进一步剥削和压迫我们。我们作为个人是复杂的,我们应当有权作为一个独特的人,不受性别和种族的狭隘偏见限制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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